苹果入华18年，它刚刚“成人”。
乔布斯时代的苹果，中国从未是其看重的市场之一，即便销量在突出的iPhone4时代，他也从未做出像库克一样的举动——重视并多次出访中国。
当时的苹果处在金子塔的顶端，俯视着拥抱它的子民们。其中不乏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手机厂商。
雷军说，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。但马云又说，风口过了摔死的都是猪。的确，在雷军和马云口中的金句，真真实实地在苹果经销商的身上应验了。
1月4日，苹果股价下跌近10%，收盘报142.19美元每股，创下了自2013年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受此影响，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。
而在5个月之前，苹果股价盘中上涨超过2.7%达到每股207.05美元，成为美股历史上首个市值站上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。
短短百天，苹果市值从1.12万亿美元滑落至7000亿美元之下，市值蒸发超过4300亿美元。
苹果CEO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。库克甚至用到史无前例来形容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苹果业绩的冲击。
对于苹果股价的下跌，外界多种声音不绝于耳，大多数的声音依然是：苹果缺乏创新，价格定位盲目自信，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苹果了。
如果一名消费者不喜爱苹果产品，那么他可以选择购买其它产品，但有一群人的命运被牢牢地栓在了这颗“苹果树”上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地摇晃这颗树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摇下来的究竟是辛苦钱还是一颗真实的苹果。
曾经售价4999元的iPhone3GS很多人对苹果的认知是从2010年的iPhone4时代之起。在此之前，更多了解苹果这家公司的人，大多是从事设计职业的。
赵赵是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设计师，她在2005年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电脑。对于记忆中第一次接触苹果产品，给她的印象是从未见过一件像艺术品的电脑。
“2005年，那是我从业的第一年，很少人知道苹果产品，因为那时只有苹果电脑和iPod。”当谈起这段往事时，许志豪依然很兴奋。
如今35岁的许志豪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在业内大家称他为豪哥。相比他的老家河南，北京在当时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向往。
当“子弹财经”问他，如果当时不是2005年，而是现在，你还会来北京吗？许摇摇头说，“或许不会了”。
“我很感谢北京，也很感谢苹果，是它们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但说实话，这活太苦太累，还要承受着压力。”许志豪在北京足足打拼了14年，现在他的分销线在全国有10多条。“现在的业务线比较多，除了苹果还有其它国产手机。”
可以说，许志豪经历了手机行业的变迁与发展。正是在手机行业十多年的拼杀，让他在北京安家立业。
“让你们做真的未必能行。”
“我们可以试试。”
“算了吧，真的别试。”
许志豪有一股冲劲儿，更有一股冷气。“我觉得你像一个杀手，随时可以让敌人毙命。”“子弹财经”开玩笑地说。
“或许是和我的性格有关，我不喜欢拖泥带水地干活。”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。狮子座的他，的确有着狮子般的勇猛和杀气。
“最近也听说了媒体都在说苹果不行了，但我觉得没有说得那么惨，现在发往全国的货每天都有基本一车，大概两三百箱左右的机器（苹果手机每箱10台）。”按许的说法，几乎每天都会有大概2000-3000台机器被分销到全国各地。
许志豪并非只做发售，他同时在做的还有新机回购业务。“回购的价格要比发售出的机器便宜100-200元，现在的利润并非很高，而且溢价也小了。”
2010年，是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。正是凭借iPhone4让苹果一炮而红，同时红了的还有许志豪。
当年，在iPhone刚刚进入中国的2009年，许志豪对苹果也没有那么上心，他觉得苹果不会轻易撼动手机界老大哥诺基亚的地位。
虽然以苹果做为主营业务，但他依然在卖其它品牌的手机，而对于iPhone3GS他只是象征性地进了一些货。
“因为当时iPhone3代在国内没法用WiFi，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搞到国外版本的iPhone3代，当时我很惊讶觉得为什么苹果这么贵还有人会买，并且那时候国内的流量并不便宜。”许志豪很不解地说。
在当时，一台iPhone3GS16G国行的价格为4999元，在如今看来iPhone3GS的价格却是如此之“平民化”，毕竟现在一台中端配置的iPhoneXR64G价格为6499元。
在拥有苹果笔记本4年后，赵赵在一位国外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iPhone3GS，而她购买的理由却是，“当时没有一款手机拥有这样大的屏幕，并且不需要键盘，很简约。”
的确，苹果改写了手机需要键盘操控的历史，让智能手机真正摆脱束缚，只需触摸屏幕即可完成任何任务。
通过许志豪购买iPhone的客户越来越多，索性为了更好地介绍苹果手机，他没有使用苹果的演示机，而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iPhone3GS，这一买让他一发不可收拾。“的确是很好用，很多手机都需要手写笔，iPhone不需要，并且触控很灵敏。”
iPhone4的疯狂时代2010年，iPhone4正式发售，这时的苹果已在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分别开设了两家线下零售店。
“排队超过400人，太疯狂了。那可是冬天啊！”北京的一位果粉向“子弹财经”讲述了那个颇为震惊的场面。“据说当时三里屯店的机器只有300多台，后边的已经没有机器了。”
“iPhone4给我们的机器也很少，只有五箱，五十台机器，这已经很多了。”许志豪双手岔开比划着说道。
许称，当时分给国美和苏宁的机器更少，一个店大概只有两箱机器，但预约的人数有几百人。“怎么可能供的过来。”
对于缺货的原因，当时外界更多人知道的只是苹果在故意玩饥饿营销，以提高溢价空间。
“其实并不是那样，是因为富士康产能跟不上，那是苹果第一次尝试新工艺Retina屏，良品率不达标，并且当时只有深圳富士康一个工厂，需大于供。”陈东向“子弹财经”讲述当时的状况。
陈东现在也在做着手机生意，只是对于他以前的历史仍然历历在目，陈原先在苹果的国代公司神州数码负责苹果手机分销，从iPhone3GS时代开始，神州数码一直与苹果紧密贴合。
陈东向“子弹财经”透露了当时的情况，“分销商的确很多，但那时候都没货，很多下游经销渠道都在加价卖。”
苹果的分销级别分为国代和省市代，国代一般代表国家级分销商，例如神州数码、佳杰、长虹佳华、方正世纪等；省市代一般为省或直辖市级分销代理，例如国美苏宁这些家电卖场；而更低端的则为区域代理，即普通渠道商。
“就连当时的国美苏宁也是找这些国代来拿货，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直接的分销权，不能向苹果直接拿货，得先经过国代，定价权在国代。”陈说iPhone4发售时，溢价超出了他的想象。“国代本身就是带溢价出货的，国美苏宁他们在拿货不可能不赚钱，他们更要加溢价。”
当时，一台iPhone416G的价格为4999元，而它的溢价大约在1500-2000元之间，就连一台已经使用了半个月的二手机器也能卖到4999元的原价。
李军是一位混迹于中关村的渠道商，他和许志豪一样来自河南。从2010年开始转战苹果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功能机。“4代发布会结束后，很多同行都说今年要炒苹果，我听了后赶紧定了几箱货，并且雇佣了一些黄牛去下线店排队购买。”
2010年，中国还未被苹果列入首发国家，如果购买只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在官网直接购买，另一种则是现场排队购买，并非今天的预约式购买。
“因为苹果和国代签约了，分销数量也都有约定，即便不是省市级代理去炒货他们自己也会炒，但谁知道苹果的供货不足，导致了尴尬的局面。”陈东一本正经地说，仿佛他仍在国代做着本职工作。
按照陈东讲述的意思，当时iPhone4之火并非人们熟知苹果这个品牌，而是因为分销数量的约定，让国代不得以而为之，加之物以稀为贵，货少自然就会导致价格出现溢价。“在当时购买的人群中，三分之二都是黄牛，他们的上家分别来自中关村和木樨园。”
当风口吹起来时，任何人都能在风口一跃而起。
许志豪激动地诉说着当时的状况。“购买的人简直太多了，电话从上午打到晚上，可货就那些并且都是溢价出售，那也有很多人买。”
许当时进的五箱机箱机器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，而当时的溢价一台超过7000元，这一天他的纯利润进账10万元。
即便在2011年的春天，iPhone4的溢价依然存在，只是一台比最初少了1000元。
“火了，真的火了，买机器到贴膜买壳一条龙服务。”李军兴奋地向“子弹财经”说道。
2011年初，在钢化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一张塑料贴膜和手机壳售价为50元，而进价分别为0.8元和0.5元，但不要小看这些配件，他们一天为这些商家带来的纯利在5000元左右。
“女性买这些占比一半以上，比男性更多。”这是李军观察到的最直观的现象。
同时，iPhone4带来收益的好处并非只有做正规国行的商家，更多水货商也因此发家。
“我记得2011年中，那时托人从香港进了一批机器，有港版也有美版，但美版基本都有锁（网络锁），但是真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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